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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神经症的文化及心理内涵
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仅仅熟悉一种行为方式，那就是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征服世界，超越他人，赚取远远超过维持生存所需的金钱。这些例子揭露了一条我们将一个人称为神经症患者的标准，即某人的生活方式是否符合我们这个时代承认的行为方式。因此神经症一词，虽然来源于医学术语，但在当下的使用中不可避免的会带有文化内涵。
…正如萨丕尔所说，现代人类学的功绩之一，便是不断的重新发现“正常”的含义。每一种文化都有充足的理由，坚信自己的欲望及情感才是“人性”的正常表现。事实上，我们对“正常”的理解，完全取决于特定社会认同的行为及情感标准，社会将这些特定的标准强加于其成员身上。但由于文化、阶段、阶级及性别差异，这些标准也不尽相同。
这种现象对心理学而言，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最直接的影响便是会动摇人们对心理学万能的信念。尽管我们的文化同其他文化间存在着种种相似之处，但这并不足以使我们确定两者是基于同样的动机。因此，想通过新的心理学发现揭示人性中固有的普遍倾向，这种想法本就是行不通的。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证明了某些社会学家早先重复强调过的论断，即事实上并不存在适用于一切人类的普遍心理学。
这种对文化因素的忽视，不仅导致弗洛伊德得出许多不恰当的概括和结论，而且在极大程度上，妨碍了我们认知那些真正推动了我们态度和行为的力量。我认为，正是因为人们一成不变地遵循弗洛伊德提出的理论，忽视文化因素，才致使精神分析看起来似乎潜力无穷，不过，精神分析实则已经穷途末路，只能靠滥用晦涩难懂的理论和含混不清的术语来撑场面。
若是撇开表面现象，直接深入引起神经症的根源问题中去，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神经症都存在一个基本因素——焦虑，以及神经症患者为了对抗焦虑而建立起的自我防护机制。每一种文化，无论文化形式存在怎样的差异，都包含着恐惧与防御因素，甚至会以制度化的形式展现出来。
正常人所遭受的痛苦，都是在其所处的文化带来的痛苦限度以内。然而，神经症患者承受的痛苦总比常人要多出许多，他需要付出更多代价，才能维持自身的防御机制，这些防御措施压抑了他的生机与活力，更具体地说，是束缚了他获得成就与幸福的能力。
神经症还存在着另一种基本特征，那就是冲突倾向。发生在神经症患者身上的冲突，会显得更突出更强烈。面对这些冲突，神经症患者总是试图寻找妥协的办法，在这里不妨称之为病态的妥协办法，因为相比于正常人的解决方式，他们的妥协不仅难以令人满意，甚至会以损伤其人格的完整性为代价。
第二章 为何谈起“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大多数人面临的问题无非就是那么一些：竞争、害怕失败、心理孤独、对他人甚至自己的不信任，这些问题同样存在于神经症患者身上，只不过这些可能只是他们所面临的冰山一角。
我所说的“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不仅仅是指所有神经症患者共有的基本特征，还意味着这些基本的相似处，本质上是由存在于我们的时代及文化中的困境造成的。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运用我所知道的社会学知识，尽可能地解释究竟是我们文化中的何种困境，才导致了我们的心理冲突。
第三章 焦虑
我们可以将二者作一个简明的区分：恐惧是在面对危险时恰如其分的反应，而焦虑则是面对危险时不适当无论恐惧还是焦虑，都是对危险的恰当反应。但导致恐惧的危险更明显且更客观，导致焦虑的危险则往往是潜在且主观的。
焦虑与恐惧间的这种差异，其现实意义在于让我们明白，企图用劝说的方式让神经症病人放下焦虑是没有效果的。神经症患者的焦虑并不是由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危险引起的，而是由他们内心感受到的危险所造成。
在我们的文化环境下，主要有四种掩盖焦虑的方式：一、将焦虑合理化；二、否认焦虑；三、麻醉自己；四、远离一切可能引起焦虑的思想、感情、冲动以及处境。将焦虑合理化是逃避责任的最佳解释：它将焦虑转化为合理的恐惧，借此达到逃避责任的目的。否认焦虑的存在也就是指从意识层面将焦虑排斥在外，随之而来的是恐惧或焦虑的生理反应。许多神经症患者往往会表现出一定的攻击性，这种攻击性一般会被认为是直接表达敌意的方式。但实际情况是，这种攻击性很可能只是神经症患者觉得自己受到了攻击，因此想尽办法克服自己内心的胆怯罢了。麻醉自己可以通过如同表面意思般用酒精和药物达到目的，也可以采取许多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联的方式达成。比如出于对孤独的恐惧，积极投身到社会活动中去。
第四种摆脱焦虑的方式是所有方式中最彻底的一种，即避免一切可能引起焦虑的情况、思想及感受。这可以是一段自觉的选择过程，就像怕水的人避免潜水，怕高的人不愿登山一样。说得更准确一点就是，一个人可以自觉地意识到焦虑的存在，并且有意识地避免它。但他也可能只是模糊地感觉到其存在，模糊地意识到自己逃避焦虑的方式，或是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受焦虑的折磨，也根本意识不到自己选择的逃避焦虑的方式。例如，他会在丝毫没有意识的情况下，用拖延事情进度的方式逃避那些与焦虑有关的事情，比如迟迟不做决定、拖着不去看医生或一直不回信等等。
实际上，我们很快便能了解到还有许多更彻底的避免焦虑的方法。但现在，我最关心的就是证明人们真正遭受着的焦虑可能比他们意识到的要多得多，或者有些人虽然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焦虑，但他确实正在承受着。此外，我还想从中找出焦虑的共同之处。
同样，焦虑也可以藏在许多看似合理、恰当的恐惧之后，是我们借酒浇愁、寻欢作乐的驱动力。我们不难发现，焦虑常常是我们无法做某事或享受某事的原因，同时，它还是隐藏在各种抑制作用背后的动力因素。
第四章 焦虑与敌意
为什么自己发现自身的敌对心理会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呢？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人可以在憎恨某人的同时又爱着或需要着某人，他无法忍受承认自己因嫉妒或占有欲而产生敌意这件事，或者说在自己身上发现针对他人的敌意令他十分害怕。在这样的情况下，压抑是能最快带来宽慰的捷径。换句话解释我的这一说法就是：如果敌意受到压抑，那么人也就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心中怀有敌意。
然而，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种获得保障的最迅速的方式，并不一定是最安全的方式。在压抑的过程中，敌意——或者为了指出其动力特征，我们不妨称之为愤怒——确实从意识层中被抽离，但其本身并没有被消除。它只是从个体的人格意识中被分裂出去，并因此不再受控制。但敌意作为一种极具爆炸性和突发性的情感，始终扎根于人们的内心之中并随时等待发泄。正是由于这种被压抑的情感与人格的其他部分相隔绝，其爆炸性也是空前绝后，影响范围也大得令人讶异。
正是通过这种分离，被压抑的敌意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经由外部途径逐渐加剧。压抑敌意的另一个后果，便是这种不受控制且极具爆炸性的情感会在人内心烙下印记。弗洛伊德的一项基本发现便是，实际上，受到压抑的冲动不仅仍在发挥着作用，而且在更深的意识层面上，个人甚至知道它的存在。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我们根本无法欺骗自己，事实上，我们对自己的观察远比我们意识到的要更好，就像我们对他人的观察，往往也比我们自己意识到的要更好一样。例如，我们对他人的第一印象往往十分准确，但我们总是能找到各种充分的理由忽略自己的观察。
第五章 神经症的基本结构
基本品质的邪恶完全是由于缺乏真正的温暖和爱。事实上，只要孩子在内心感觉到他是被需要的、被关爱着的，他们就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忍受所谓的一般创伤，例如突然断奶、偶尔打骂。小孩子绝对不会被任何虚情假意欺骗，他们可以敏锐地感觉出这份爱是否真诚。
儿童与成年人一样，可以接受各类的剥夺和抑制，只要他们认为这种剥夺公平公正，且有必要有目的即可。同样，孩子也不会介意父母对自己偶尔的惩罚，只要他们可以感觉到自己仍然是被爱着的，或他们意识到自己受到的惩罚是公正的，或惩罚的目的也不是有意伤害或者侮辱他们，他们就能够接受惩罚。由于过分担忧挫折所带来的危险，许多家长甚至根本丝毫不敢干涉孩子，唯恐孩子因此而受到伤害。
如果一个孩子足够幸运，有一位慈祥的祖母，一位善解人意的老师，还有一群要好的朋友，那么有这些人相伴，他就足以远离周围人都对他怀有恶意这一想法。
相反，一个孩子在家庭中的处境越困难，就越容易对其父母和兄弟姐妹产生仇恨心理，越容易对所有人表现出不信任和恶毒的态度…而认为整个世界都是危险且可怕的。一个在上述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不敢表现出像其他孩子那样的好胜心和进取心。他会失去被人需要这样一种令人幸福的自信心，甚至会将别人毫无恶意的玩笑也看作是别人对自己的残忍拒绝。
由我上述提到的因素或其他类似因素引发的情况，其实是一种会在内心不断激增且蔓延的孤独感，以及一种身处敌对世界的无力感。对个人愤怒所作出的尖锐反应，会凝聚成一种性格态度。这种性格态度本身并不能构成神经症，但它却是一块可以孕育神经症的沃土，任何一种特定的神经症都随时可能从这片土地中萌芽生长。由于这种态度在神经症中的根本作用，所以我给它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基本焦虑。它与基本敌意相互交织，无法分离。现实的原因可能会激发种种个人焦虑，然而即便现实情况下没有任何特殊的刺激，基本焦虑也依然存在。
基本焦虑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同样的，只不过在程度上略有差异。或许，我们可以把基本焦虑大致地描述为一种自觉渺小、无足轻重、无能为力、被抛弃、受威胁的感觉，一种仿佛置身于一个对自己充满恶意的世界中的感觉，这个世界只会谩骂、欺骗、攻击、侮辱、背叛、嫉恨自己。精神病人自己对这种焦虑往往抱有相当高的意识程度。
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尝试用四种方式来保护自己免受基本焦虑的困扰。这四种方式分别为：求爱、顺从、逐权、回避。
第六章 对爱的病态需求
对爱的渴望、顺从的倾向、回避的习惯以及对成功和影响力的追求，正在以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体现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上，而不带丝毫神经症的迹象。况且，这些倾向中的某一种，很有可能会是一些特定文化中的主导倾向或态度。关爱、母性关怀以及顺从他人的意愿的态度，在阿拉佩西文化（Arapesh culture）中完全处于主导地位；以一种残酷竞争的方式去追求特权和威望，在夸基乌特尔人（Kwakiutl）中是一种被认同的行为模式；至于出尘或避世的倾向，也多见于佛教教义。
我们已经发现，焦虑可以成为某些驱力背后的动力，也大致了解了由此产生的几种最重要的驱力。实际上就是其中两种驱力在神经症中发挥着最大的作用，它们就是：对爱的渴望和对权力与控制的渴望。
神经症患者在任何时候都会对他人保持防备，认为他们对第三者流露出的任何兴趣都代表对自己的忽视，并将他人的任何要求都视为强迫，将他人的任何批评都视为侮辱。这完全不是爱。爱允许对别人的某种性格或某种态度提出建设性批评，用以帮助改进双方。但苛责他人尽善尽美，对他人提出种种无法容忍的要求并不是爱，因为这种要求里常常隐含着一种敌意，就如神经症患者表现出来的那样：“如果你不能做到完美，那你就快滚蛋吧！”
我们当然希望从自己所爱的人那里得到某些回报，例如满足、忠诚或帮助等，如果有需要，我们甚至会希望得到某些牺牲和奉献。一般来说，能表现出这些渴望，并为此而努力，正是心理健全的标志。
…这种他自认为发自内心的爱，很有可能只是对某种仁慈的感激，或只不过是由某人或某种场景所引发的希望和温情。那个有意无意激起他心中种种期待的人，不知不觉间被他赋予了某种重要性，而他对那个人的感情也就表现为爱的错觉。
…这些关系里暗含着给予和帮助，例如与家庭、朋友、医生等的关系。这些关系大多打着爱的幌子，以一种不能离开对方的主观想法维系着。实际上，这种爱只不过是一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紧抓住对方不放。一旦自己的愿望不再能得到满足，这种感情就随时可能发生巨大的转变。这不是真正的爱情。正常人爱情观中的一个基本要素——爱的可靠性和坚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存在。
我曾委婉地指出缺乏爱的能力的根本特征，但在此我还想再次强调一下：神经症患者不会考虑对方的人格、个性、局限、需求、愿望和发展。我们是不可能在轻视一个人、怀疑一个人、希望破坏他的幸福和独立的情况下，渴望得到对方的爱与支持的。
要知道，一个能够喜欢上他人的人，必然相信别人也会喜欢自己。
第七章 对爱的病态需求特征
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渴望被喜欢，并且享受被喜欢的感觉，如果别人不喜欢我们，我们就会心生怨恨。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样，对儿童来说，感觉自己被需要，在其健康成长中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获得爱对神经症患者来说既不是一种奢侈，也不是额外的动力或快乐的源泉，对他们来说，获得爱是一种维持生命的基本需要。这种态度必然对导致人们高估被人喜欢的现实意义。在现实生活中，“让所有人都喜欢我”这一点，并没有神经症患者所想象的那么重要。事实上，只要某些人喜欢我们就足够了，例如我们关心的人，和我们一起生活、工作的人，或是我们希望给对方留下好印象的人，让这些人喜欢我们才是重要的事。除这些人外，其他人是否喜欢我们，实际上无关紧要。然而，对神经症患者而言，无论是他们的想法或是行为，都表现出好像自己的存在感、幸福感以及安全感都取决于别人是否喜爱自己。
她们只是希望有一个男人陪在自己身边，并不代表她们喜欢那个男人。在这种情况下，她们甚至通常连生理上的满足都无法达到。当然，实际上的情况会更为复杂，我只是想强调一部分，那就是焦虑和爱的需求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某些神经症患者会由情感上的依赖产生非常现实而又强烈的恐惧，担心自己的生活有朝一日会被这种依赖所摧毁。这种恐惧变得越来越严重时，他们可能会通过不让自己依赖于任何人的方法来达到保护自己、对抗情感上依赖的目的。
一个在温馨安全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健康孩子，根本不会有自己可能不被需要这一想法，因此也就不会不停地证实这一点。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若父母伸出援助之手，他就会觉得心满意足。